簡上仁的台灣音樂之旅

八、台灣民謠在各時期的發展概況

以下筆者以台灣為主體地位的歷史觀作基礎，將台灣民謠在各時期的發展概況，劃分為：（一）原住民墾台時期（二）荷蘭、西班牙殖台時期（三）明鄭治台時期（四）清廷治台時期（五）日本治台時期（六）二次戰後的國府領台時期（七）民主台灣時期等幾個階段，來探討台灣民謠的發展軌跡：[1]

（一）原住民墾台時期（1624年之前）

1.背景與現象

在荷人於1624年據台之前，台灣的原住民仍屬部落社會（tribal society），社會相當閉塞，生產力也低，無法吸引移民入台，而當時來台的漢人也祇有一些冒險者及小貿易商。因此，可想而知，雖然當時原住民的人口不算很多，但傳唱於人們生活之間的，就只有山地和平埔原住民的民謠，其內容主要以崇敬神衹、祭祀祖靈、和敘述生活點滴的歌謠為主。只可惜，由於缺乏可為證明的聲音紀錄、樂譜或文字資料，我們無法直接來證實如今還被保存下來的原住民民謠，其產生的確切時間到底是在何時？

然而，郁永河的《裨海紀遊》（1697）中曾以「聚男女酣酒，歌呼如沸，累三日而不輟。」來描述原住民聚會時，喝酒唱歌的情景；[2] 周鍾瑄在《諸羅縣志》（1724）中，以「曲喃喃不可曉，無詼諧關目；每一度，其咻一聲。」，來描述嘉義以北原住民過年時的歌唱情景。[3] 而，黃叔璥在《台海使槎錄》（1736）的〈番俗六考〉中也收錄了以漢字拼音，並有中文解釋的原住民民謠，其中包括北路各社25首歌詞、南路各社9首歌詞。[4] 雖然，以上郁永河、周鍾瑄及黃叔璥所作的敘述，分別發表1697年、1724年及1736年，但依他們所描述的狀況，在推論上，應該都是在荷蘭人入台之前就早已存在一段時間，並成為一種習俗了。雖然如此，筆者必須特別說明，這些以文字來描述的「原住民」歌唱情形，指的是「平埔原住民」。

（二）荷蘭（1624-1662）、西班牙（1626-1642）殖台時期

1.背景與現象

荷西於1624年據台之時，台灣地廣人稀，原住民的生產方式主要是遊耕、打獵及漁撈，生產力低。荷蘭據台之後，為增加殖民台灣的經濟利益，乃大力鼓勵農耕，並擴充貿易。於是，中國沿海福建、兩廣地區的漢人開始逐漸移居來台從事農耕，開拓事業。到了1662年荷蘭退出台灣時，台灣的總人口有十萬人左右，其中在台居住的漢人約衹有三萬四千人。[5]

此時來台的漢人，或短暫歇腳、或耕作、或經商，他們大部份並有在台永久定居的打算，小部份則還在持躊躇是否在台灣安定下來。此外，這三萬多定居台灣的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互動情形如何？文化交流的程度如何？如今尚無明確資料可為說明，但這也算是原住民文化與漢人文化，接觸的開始。

但值得注意的是，分別由荷蘭和西班牙引進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傳教士把西洋音樂應用在宗教儀式上，當時已有唱詩班唱西洋聖詩。荷蘭人在1624至1662年期間，曾派了32名牧師來台傳教，他們授以聖經，教以聖歌。[6] 西班牙入台16年間，駐台紳父不下40名，受洗人數也有四千餘人之多。[7] 雖然西、荷分別於1642年及1662年撤離台灣。但這些透過傳教而輸入台灣，並在台灣累積和紮根的西洋音樂，並不會因此而消失殆盡，總有一定程度的殘留部份。理論上，它們對原住民，尤其平埔原住民的民謠應該會有些許影響的。

2.維護與研究

至於對傳統民謠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荷西時期並無明確的文獻記載，更不可能留下記譜與錄音資料。

（三）明鄭理台時期（1662-1683）

1.背景與現象

為了反清復明而退據台灣的鄭氏家族，入台初期為了安頓軍隊生活，開始實施軍屯政策墾殖台灣，先是台南一帶，而後嘉義、鳳山，再逐步拓展到斗六、彰化等地。其後，在軍屯之外，雖然也逐漸展開經濟開發、文教活動及社會措施，但規模有限，其經營重心始終以西部平原地區為主。因此，當時漢族與原住民的文化互動，主要的對象是居住在平地的平埔族。

鄭成功入台之時，帶來一批漢人，到鄭氏領台末期，台灣的漢人達到三萬多戶，人口約在十五萬至二十萬人之間，偏重於台灣南部。[8] 總之，鄭氏理台時間不長，而且來台目的在反清復清、打回大陸，因此跟著軍隊而來的漢人雖以屯墾方式安定下來，但暫居的心態，人心浮動，較難靜下心來孕育與台灣土地結合的音樂文化。當時，漢人生活中或許哼哼從家鄉帶來的歌曲，要累積出豐富的民謠機會不大。

平埔原住民的人口本來就不多，到了明鄭時期約估祇有四至五萬人，[9] 而其中平埔西拉雅族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鄭氏治台以台南地區為重心，當時漢人所接觸的平埔族，主要就是當地的平埔西拉雅族，而小規模的族群通婚和文化交流應也逐漸展開。反映在民謠的發展上，彼此應該已有開始涵化的現象了。產生於台南地區的〈牛犁歌〉，最早平埔西拉雅族祭拜祖先神阿立祖的祭歌，曾發展為歌舞小戲的小調，也成為歌仔戲中的〈送哥調〉，如今才演變成流行全台的〈牛犁歌〉。[10] 這是以平埔曲調為基礎，發展成福佬語台灣民謠的最好例子之一。

2.維護與研究

可惜的是，在台灣傳統民謠的採集和整理方面，在鄭氏理台時期，仍然未見任何可為參考的資料。

（四）清廷治台時期（1683-1895）

1.背景與現象

以前，山地原住民曾經是以山田燒墾農業為主、狩獵為副的社會。那時，他們的聚落遷徙頻繁，為了尋求肥沃的耕地及更佳的獵場一直在遷移住處，定居的歷史較短。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受到漢人向山區邊緣的擴展及平埔族移動的影響，山地原住民各族均曾先後發生激烈的遷移。這些遷移對他們的民謠的發展必然會產生一些影響，舊有可能會有些許流失，但在定居下來的新場所，也會孕育出切合新環境的民謠。

至於平埔原住民，由於長期與漢族雜居相處，且自十七世紀以來，歷經荷蘭(1624-62)、西班牙(1626-42)、[11] 明鄭(1662-1683)、滿清(1683-1895領台)的文化衝擊，其固有的風俗習慣和語言已逐漸銷聲匿跡。[12] 其民謠也開始因受到漢族文化的排擠、壓制、涵化與同化，甚至被西方傳教士應用為聖歌的曲調，而逐漸流失。如，1871年，來自加拿大的馬偕傳教士進入台灣北部之後，取用了平埔族曲調，填入取材於《路得記》的第十一節，而成為聖詩〈拿阿美〉。[13]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平埔族民謠的發展，到了清領時期其再增加的機率極小，反而是逐漸的萎縮凋零。

1684年，滿清正式領台之後，雖曾幾次嚴令限制漢人來台，但當時中國社會不安、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失業情形嚴重，尤其中國沿海地區可耕的土地有限，大批漢人乃挺而走險向海外發展，移居台灣。[14] 此後，在台漢人人數乃逐年增加。到了1810年，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台灣人總數已達二百萬人；到了1890年日人，甚至已有了二百五十萬人之多，其中漢人人口數已遠遠超過原住民了。由於人口比例的嚴重差異，加上漢人掌控行政管理權，漢人的文化漸漸地佔有絕對的優勢。而屬漢族的福佬系民謠和客家系民謠，乃在自已的族群社會裡、人們的生活中傳唱開來，並站有各自的地位，其中福佬系民謠甚至吸收許多原住民曲調及音樂元素，作為民謠曲調的基礎。

台灣的福佬人，入台之前大多數居住於中國福建省的泉州府及漳州府，自十七世紀起大量移入台灣後，他們大多定居於西岸的平原地區。他們把家鄉帶來的故事題裁或音樂片斷，逐漸發展另具台灣特色的〈五更鼓〉及〈桃花過渡〉等民謠；[15] 也把一些小歌仔調，延伸發展成唸歌（說唱）的曲調及初期歌子戲的「歌仔調」。當然，福佬人也從他們生活中，逐漸孕造出土生生長的民謠，如流傳在西部平原的〈六月田水〉〈一隻鳥仔〉〈乞食調〉〈哭喪調〉及〈卜卦調〉等；發源於恆春地區的〈思想枝〉〈牛尾絆〉〈四季春〉及〈算魚歌〉等和產生在宜蘭地區的〈丟丟銅仔〉與〈五工工〉等皆是。[16]

福佬人在台灣安定下來，且聚落和社區形成之後，他們把從中國帶來的南北音樂當成工作之餘的娛樂，並漸漸地在台灣落實、奠基下來。台灣各地紛紛組成唱奏南北管音樂的團體。鹿港雅正齋、台南振聲社、台北新莊聚賢堂、艋舺聚英社和集絃堂、大稻埕的清華閣，都在清領時期先後成立，可見當時南管之普及；而「食肉食三層，看戲看亂彈。」[17] 也說明北管於民間的盛況。這些南北管音樂後來更成為台灣的歌謠、車鼓歌舞及戲劇等民俗曲藝的音樂基礎。福佬系民謠〈飲酒歌〉、〈牛郎織女〉就是北管曲調中的「緊中慢」。

從文獻上，我們也可得到一些印證。郁永河在《裨海紀遊》（1697）中上卷「台灣竹枝詞」第十一首的描述：「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紅唇似女郎，媽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18] 又，朱景英在《海東札記》（1772）中也提到：「神祠，里巷靡日不演戲，鼓樂喧鬧，相續於道。演唱都土班小部，發聲詰屈不可解，譜以絲竹。別具宮商，名曰『下南腔』。」[19]。由郁永河和朱景英的敘述，可見十七世紀末及更早的時期，已有男扮女裝演員，在熱鬧的廟會活動中以南管曲調來演唱。這其中應包括以南管音樂伴奏的歌舞小戲小調。

關於福佬人在宜蘭地區的積極開發起於吳沙。1773年，漳州人吳沙入台，在宜蘭有規劃的墾荒闢地並漸成規模。到了1796年之後，漳、泉、粵三籍移民乃相繼而至，築堡而居，其中以漳州福佬人佔絕大多數。[20] 宜蘭的福佬系民謠，如〈丟丟銅仔〉與〈五工工〉等也在此時逐慚孕造而生。

恆春地區最早是原住民定居的地方，被滿清政府視為「法外之地」，嚴禁漢人入墾。1875年，被規劃為軍防要地並建城之後，滿清政府才開放漢人入墾恆春。從此，經由族群的融合、文化的交流，遂孕育出豐富的福佬系恆春民謠，如〈思想枝〉〈牛尾絆〉〈四季春〉及〈算魚歌〉等，一直到今天，恆春地區仍然是保存得最好的福佬系民謠重鎮。

台灣的客家人分成南部和北部兩大系統，南部的客家人大多是來自廣東的梅縣、蕉嶺、大埔及五華等地；北部的客家人來台的時間較南部稍晚，除了來自上述所提等地，亦有來自海豐、陸豐、饒平及興寧等地者。他們喜歡在荒郊野外、茶山田園，於工作之際，就其眼所見、耳所聞、心所感，自然地即興填詞，隨口哼唱民謠。在清領時期，客家的〈老山歌〉〈山歌仔〉〈平板〉等山歌曲調及〈初一朝〉〈苦力娘〉〈桃花開〉〈十八摸〉〈思戀歌〉〈大埔調〉及〈半山謠〉等客家小調，都已普遍傳唱於客家人聚集的地區。又，這些客家民謠所填唱的歌詞極為廣泛，包括愛情、勞動、消遣、家庭、勸善、故事、愛國、祭祀、催眠、歌頌自然及生活描述等各類，應有盡有。[21]

福佬人和客家人入台墾殖家園之初，為了爭奪生存空間，彼此難免會有口角與爭鬥。但是，後來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之間乃逐漸進行相互的通婚、通商和文化融和。於是，福佬人乃吸取客家的曲調，唱出客家風格的福佬民歌，如「採茶歌」、「咳採茶」、「捧茶盤」、「挽茶相褒」、「茶山相褒」等。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當今最繁榮的台北，自清代中葉之後，商業逐漸發達。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台灣設省，台北是省會所在地。在此之後，台北成為台灣的政治與商業重心，民謠賴以生存的客觀條件、環境和背景逐漸消失，不要說在台北的凱達格蘭的民謠，漢族民謠也慢慢地萎縮下來。

清領時期（1683-1895）共212年，是外來政權治台最長的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山地原住民因散居高山、海邊或離島，其民謠在各族獨自封閉的環境中產生自我消長現象。平埔族的民謠，或因銷聲匿跡，或因曲調被漢族取用，乃逐漸萎縮下來。反之，漢族民謠則不斷茁壯成長，並在台灣嘉南平原、宜蘭地區、恆春地區等各地建立起基地。甚至，在這階段裡，以民謠曲調結合邊說邊唱故事而成為說唱藝術；以民謠曲調結合肢體動作而成載歌載舞的歌舞小戲；而且逐漸成為歌仔戲初期的歌仔調，為形成歌仔戲提供了良好的音樂基礎和條件。《安平縣雜記》〈風俗現況篇〉中就提及：「酬神唱傀儡班，喜慶、普渡唱官音班，四平班、福路班、七字班、掌中班、老戲、影戲、車鼓戲、採茶唱、藝妲唱等戲……」[22]。有關客家的曲藝「採茶唱」，也在此文中首度出現於文獻上。

2.維護與研究

此時期，雖然各族群的諸多民謠都已自然地傳唱於人們的生活之中，但在資料的搜集及整理方面仍然十分有限。在福客漢族方面，祇有戲劇歌舞表演的一些描述，並無直接的音樂資料；在原住民族方面，也只有保留了一些以漢字來記載（音譯或意譯）的歌名與歌詞，亦無任何記譜資料。[23]

（五）日本治台時期（1895-1945）

1.背景與現象

日人入台之後，1895五1919年是平定反抗及安撫民心的階段。1896年在全島各地設立「國語（日語）傳習所」，1898年改稱「公學校（今之國民小學）」。課程中設有以西方音樂的內容和形式為主的「唱歌」科目，透過此課程的傳授，西方音樂的概念逐漸在人們生活中萌芽。當然，這對台灣各族群民謠的發展而言，卻是一個新興的對手。自1919年至1937年，日本對台改採懷柔政策。此階段日本宣稱台人自治，也因此促使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及社會運動的興起。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加上漢文報紙與雜誌的開放出版。這似乎讓台灣民謠的發展產生鼓舞作用，然而當時代新思維新音樂的興起，民謠已非往昔人們歌唱生活中的惟一選擇了。到了1939年，日人推動「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原則之後，台灣本土文化受到壓抑，福客民謠的發展也難免遭受阻礙。

山地原住民的居住，早期隨著遊耕的生活方式而居無定所。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之後，受到漢人向山區邊緣的擴展及平埔族移動的影響，各族均曾先後發生激烈的遷移。一直到了日人治台初期，這種遷徙才緩和下來，各族群有固定住地和獵場範圍的雛形才逐漸形成。[24] 定居下來之後，他們的民謠內容或許會與流動時期稍有不同，但會是較容易被保存下來。

1895年，日本治台之後，先於日本人來台的漢人被稱之「台灣人」。日人竭力把台灣與中國隔離，限制華人來台，經過緩衝時間後，也限制台灣人回中國大陸。日治台半世紀間的台灣人口受遷徒的影響極少，祇在自然演變（natural change）中增長，可稱為「封閉性」人口（‘closed’ population）。[25] 換句台灣文化的成長也產生一種封閉的「內化現象」。早期隨著漢人移植來台的中國文化也在因此產生深度本土化的質變。

從民謠的維護而言，台北地區是最不幸的地方。日治時代，日人在台北設總督府，使商業及政治中心的意味更濃。此地區的民謠，受到外來文化及「物質文明」的衝擊，也就逐漸銷聲了。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1930年代台語創作流行歌曲的崛起，它藉著大眾傳播嫘體而行銷到社會每一個角落。這種傳播方式的革命改變，毫無疑問，將迫使只靠著口頭傳播而生存的傳統民謠，逐步退縮下來。

2.維護與研究

這個時期，山地原住民民謠受到重視，研究者記載樂譜、唱片出版了，提供了豐富而具體的音樂資料，甚至進行音樂組織和結構的分析，探討民謠在該民族社會中的意義和功能。然而，平埔族民謠資料隨著平埔族文化的萎縮而逐漸減少。至於福佬及客家系民謠部份，專家、學者也開始參與研究的工作，進行分門別類的介紹，並記錄歌詞和曲調，同時也出現少許的樂譜與唱片。

3.衍生與發揚

從居住的地理環境來看，原住民住大多居住高山與海邊，客家人定居在山郊丘嶺，他們以農耕漁牧生活為主，生活中唱民謠的機會多，也就保存得較好。福佬人雖也有農耕者，但在城市或商業聚集地從事商業活動的居民更多。在此充滿商業活動的環境裡，民謠賴以生存的條件和環境逐漸消失，許多民謠不是被吸收為說唱唸歌的小調或歌仔戲裡的曲調，就是銷聲匿跡了。

值得慶幸的是，以泛音自然和音合唱的布農族的民謠（Pasibutbut），經由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於日治時代採集，並於1953年在第六屆國際民俗音樂協會（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會議中的發表，而享譽國際。[26]

在印刷未發達、錄音技術未普遍之前，民謠曲調只是一個主幹音，並無固定歌詞，人們總是依自己的興緻填上歌詞。福佬系民謠中的〈六月田水〉，原是一首屬於嘉義一帶的民謠曲調。隨時代的演進，它曾經被用來描述一位男士半夜想念情侶的浪漫故事，稱之〈一隻鳥仔〉或〈一隻鳥仔哮啁啁〉。到了中日甲午戰後，清廷敗戰，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日人從台灣東北豋台之後，許多愛台灣鄉土的志士們乃組成民兵抵抗。可惜，民兵不敵日軍強大軍火，乃節節敗退，據守嘉義。眼看著大勢已去，志士們乃決定暫時分手，留著青山在，以後再伺機報仇要回台灣鄉土。於是，志士們以這首嘉義民謠曲調唱出悲壯的〈一隻鳥仔哮救救〉，賦予新的詮釋。

另一首在日治時代隨時代的變遷產生新的面貌民謠曲調是〈台東調〉。然而，〈台東調〉的曲調來自〈恆春調〉，而〈恆春調〉則源自於原住民的民謠曲調。[27] 日治時期，日人在台東開設「台東糖業株式會社」，恆春人為了找尋較好的生存空間，乃離鄉背井遠赴台東墾荒闢地建立家園。這時來到台東的恆春人，一方面想念家鄉，同時也希望當地的朋友多予照顧，於是藉用〈恆春調〉曲調，另填新詞，而唱成〈台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