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上仁的台灣音樂之旅

台灣民謠發展史的架構 (3之3)

（六）二次戰後的國府領台時期（1945-1987）

1.背景與現象

        1945年終戰，本土音樂似可得以正常發展，但人們也因在經濟生活上忙著從廢墟中重建，而無暇顧及。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及戒嚴法的實施，都使本土音樂、台灣民謠的發展受到極大的打壓和醜化，甚至在社會上受到鄙夷。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接著台灣與多國斷絕外交關係，1975年蔣介石逝世，加上1978年台美斷交，這一聯串的衝擊，使得台灣土地上的人們開始關注到「人與土地」的密切關係而興起本土意識，台灣本土文化和民謠受到一些重視，陳達被邀請全台到處演唱是最好的例子。尤其，1970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的逐步起飛，也讓人民在溫飽之餘，開始追求人權、民主等精神價值。1979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雖造成社會的短暫不安，卻使民主的花蕊綻放開來，在有志之士及人們的努力之下，不斷累積期望台灣走向民主開放的能量，於是政府於1987年宣佈解嚴。這也為下一階段走向民主化、多元化的社會發展，奠立了基礎。

這個時期，許多山地原住民，尤其年輕一代已逐漸搬居平地的城市或鄉鎮，而早期留存下來的部落，除達悟族（Tao）、阿美族（Amis）、卑南族（Puyuma）有居住在平地的情形外，有些仍散居於山區及丘陵區。老一輩仍然居住於山地的原住民雖還能唱一些傳統民謠，但搬居城市或鄉鎮就了深深受到新時代流行音樂的影響而遺忘了傳統。

至於平埔族，其中的凱達格蘭、道卡斯、巴布拉、貓霧拺及洪雅等族，因所受到的漢化既早且深，又嚴重遭受現代化的衝擊，其傳統文化己不復可見，其語言和傳統音樂也隨之消失。所幸，早期靠近內陸而居的巴則海族，因稍晚受到漢化而尚能保留些許傳統歌謠；西拉雅族因分佈廣闊及對傳統祭儀的堅持，還能保存一些；而噶瑪蘭族是公認最晚被漢化的平埔族，也保存了一點。因此，在現階段我們欲對平埔原住民傳統音樂有所認識，也只能以巴則海族、西拉雅族和噶瑪蘭族的傳統歌謠為主要素材了。

        此時期，福佬人已擴散到全台各地，而許多客家也從山丘鄉野搬居城市，族群分野逐漸淡化。人口不斷往都市集中，住在鄉間仍然可唱傳統民謠長者也漸漸凋零。

2.維護與研究

1966至1967年，由史惟亮、許常惠所進行的「民歌採集運動」，共採錄了民謠及戲曲曲調，逞2000首之多，為台灣音樂的研究與創作留下難得的資料。此時期另一位留日學者呂炳川，則在原住民民謠的研究方面貢獻良多，而楊兆禎對於客家民謠，駱維道對於平埔族民謠都有不小的貢獻。這些專家學者的努力，雖沒有受到官方的阻擾，但也不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奧援。民謠被採集之後的出版和應用，就難如期發揮。

3.衍生與發揚

在這段長期戒嚴的時期，原住民民謠除了幾首歌「殷那呀」、「捕魚歌」等被應用為反共歌曲，幾首被改填華語歌詞，如「賞月舞曲」、「馬蘭山歌」之外，民間並不多見。

在福佬語歌謠方面，由於嚴重受到台語流行歌曲的排擠，一般年輕人已少唱傳統民謠。傳統民謠除了恆春和宜蘭兩個地區的老一輩民眾，偶爾還聚集消遣，等於苟延殘喘了。只有1970年代，陳達的出現掀起了一股短暫的恆春民謠旋風，激起不少人們台灣民謠的關注。另外，成立於1983年的「田園樂府」，以維護與發揚台灣歌謠為職志，默默為延續台灣民謠的生命而耕耘。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之後，台北又成為政經中心，許多隨國民政府而來的軍民又落腳此地區，1950年代時的中國文化充斥台北，[1] 加上科技、物質文明和外來文化的嚴重影響，使它成為最不具民族音樂特色的地區，殊為可惜。

客家人好歌成性，在其日常生活中，客家民歌一直是他們的重要精神食糧。隨著時代的演進，許多客家人也搬居都會區，鄉居的客家人比率也逐年降低。但許多客家鄉鎮偶爾還會舉辦傳統的「客家山歌大賽」，而且情況十分熱烈。但在另一方面，第一張客語創作流行歌曲唱片是於1981年所發行《無緣》[2]，雖因流行程度和範圍有限，但確實也為往後發展出客家創作歌曲產生引導作用，對傳統民謠產生排擠作用。

（七）民主台灣時期（1987-）

1.背景與現象

政治的解嚴，經濟不斷成長，藝文活動也普遍受到重視，這或許會讓台灣民謠有機會再度復甦，甚至找回尊嚴。但可惜的是，無論是原住民、福佬人或客家人，能唱出具有傳統風味的老一輩人們大多已凋零。民謠的傳唱只能靠著一些有心的中年輩人士用心向老一輩模仿與學習。許多新進的民謠歌者也大多受到西方、現代音樂語法的影響。另外，隨著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政府和民間的文教機構雖也開始關注台灣傳統曲藝，但大多偏向戲曲，傳統民謠則相對地少了許多。

依據台灣內政部於2002年9月所發表的統計數字，山地原住民的人口僅有420,892人，佔台灣總人口（22,405,508人）的1.88%。[3] 至於平埔原住民，除了少數幾個聚落，已幾乎與漢族融合在一起了。[4]人口的稀少，加上年輕輩原住民不斷走入都市，使得原住民的傳統民謠無法繼續保存在自己部落的生活之中。所幸近年來，由於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和原住民電視的成立，有了經費的支援和傳播管道，對原住民傳統民謠的保存，助益不小。

此時期，雖然福佬人已擴散到全台各地，而依黃宣範教授在《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乙書所作的研判，在1989年底，福佬人約佔全台總人口的73.3%。[5]依人口比例，似乎福佬語系民謠應該成為台灣傳統民謠中相當重要的部份。可惜，早期教育方針及國語政策對本土語言的壓抑，使大部份的福佬人也以華語為主要生活語言。近些年來，雖有國小每週一堂課的母語教學，但成效不佳，台語文化仍處弱勢，台灣福佬系民謠也難發揚光大。

        至於客家民謠，在此時期之初與福佬系傳統民謠一樣，同處弱勢。然近年來，由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和客家電視的成立，客家文化和民謠在充足的經費及電視傳播管道的支援下，客家民謠的維護和發揚，的確產生良好的效果。

2.維護與研究

台灣民謠的維護、採錄、整理及研究工作，在此時期之前，文獻資料的累積已有了不小的成果；研究部份，在概論方面的研究也幾乎達到飽和。因此，在此時期之後，文獻資料的整理雖也著墨不少，但民謠資料的數量超出不多。但有關台灣民謠的研究方面，就開始關注到更細微的對象。原住民部份，逐漸涉及各部落的民謠；客家部份，則注重不同語音系統的客家民謠之研究；福佬部份，則進一步研究語言聲調與民謠曲調的關係，及虛字襯詞等問題。

3.衍生與發揚

隨著山地原住民自主意識的提昇及錄音科技的進步，1990年代之後，年輕一輩原住民，開始著手傳統民謠的改編及新歌曲的創作。1996年，被德國伊利古瑪樂團所應用的阿美族民謠「老人飲酒歌」，被選為美國亞特蘭大奧運的宣傳歌而轟動國際，此榮譽再度引起國人對原住民民謠的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由於政策上積極推動原住民文化觀光產業，為了迎合觀光客聲光需求的「觀光活動型」民謠表演，乃應運而生。此與原先和傳統部落文化緊扣相繫在一起的「傳統部落型」民謠歌唱，形成截然不同的對比。發展觀光固然重要，但讓民謠背後所象徵的文化意義同時保存下來，更為重要。如何兩全其美，乃當務去急。

以新面貌來呈現福佬和客家民謠的方式，在此階段大為暢行。音樂家以傳統民謠經過改編或變奏，或以歌樂（包括獨唱、對唱及合唱等）或器樂（包括獨奏曲、室內樂、交響樂和輕音樂等）來呈現，應有盡有。

可以預見的，由於大眾傳媒體的興起，民謠傳播的方式，將不可能再依靠過去口頭傳播，代之而起的是必須把歌詞及曲調固定化，錄製成數位音樂片，再透過廣播、電視及影音產品來推廣，這是民謠生命再起的另一個新的、可能的趨勢。

結論

山地原住民的人口雖然不多，但其民謠卻是豊富而多采多姿，各個族群之間，不但各有自己的語言與歌詞，其歌唱形式與技巧也都各有特色。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過去，由於山地原住民的都落大多在山地或偏遠的窮鄉僻壤之處，他們的民謠較不易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得以保存得最多，也較完整。而且自日治時代開始，許多山地原住民的民謠資料就被錄音、記譜下來，並進行研究。如今，雖然在山地原住民部落裡能唱傳統古調已經不多，但許多都早已被錄音保存下來。其中有些甚至已由年輕原住民音樂人，應用西方音樂技巧和樂器，予以重新表演呈現，使之再現於新一代的原住民社會，也被非原供佳民族群所欣賞。至於平埔族的民謠，三百多年來，受到漢族文化的壓抑和涵化之後，其傳統民謠也逐漸銷聲匿跡，所剩無幾。如今雖尚能保存一些，但在生活中幾乎無人傳唱。所幸近年來，少數平埔族透過節慶祭儀，讓平埔族民謠有機會再現。

福佬人雖佔台灣總人口的最多數，但經商者為眾，加上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傳統式」的民謠保留得少，反而「再生式」的民謠較為普遍。目前被保存下來的，約有50餘首。數量雖然不多，但由它們所衍生出來改編曲、合唱曲、各種器樂曲卻相當普遍。尤其在其發展過程中孕育出說唱、歌舞小戲和歌仔戲等各種曲藝，令人興奮。

目前客家人佔台灣總人口約有百分之十五左右，雖不多但不在少數。由於早期大多居住荒郊野外，加上個性保守，因此也較能保留住一些傳統民謠，而有九腔十八調之稱。發展過程中也衍生出三腳採茶歌舞，及近年所推行的客家大戲，值得贊賞。

「台灣民謠發展史」的架構，如能以能歷史演進過程為「經」，作適當的時段劃分；以每一階段的發展情形為「緯」，再視實際需要分別以「背景與現象」、「維護與研究」或「衍生與發揚」等為主要內容。以此為基礎，然後再充實其細部詳情，並列舉各種例證，我想將可成為一部值得參考的「台灣民謠發展史」。也希望這個架構的建立，能為有意寫作「台灣民謠發展史」或「台灣歌謠發展史」的研究者有所幫助。

參考資料

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

江秀鳳《客家流行音樂》，主題曲〈無緣〉作詞呂金守、作曲吳盛治，參考：

http://taigi.kmu.edu.tw/hakkaliuhengimgak96.pdf，2009.08.25。

朱景英《海東札記》，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研究豈叢刊第19種，1958（原刊：1772）。

呂炳川《台灣土著族音樂》，百科文化公司，1982。

呂鈺秀《台灣音樂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吳榮順《平埔族音樂紀實系列1-6集》，風潮有聲出版社，1998。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歷史文獻叢刊，1990再版（原刊：1724）。

李壬癸與林清財〈巴則海族的祭祖歌曲及其他歌謠〉，《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季刊》，1990。

林勇（編）《安平縣雜記》，成文書局：中國方志叢書第三六號，1983。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歷史文獻叢刊，1996（原刊：1697）。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歷史文獻叢刊，1996（原刊：1736）。

許常惠《台灣福佬系民歌》，百科文化事業公司，1982

許常惠《現階段台灣民謠研究》，樂韻出版社，1986。

許常惠《台灣音樂史初稿》，全音樂譜出版社，1991。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文鶴出版公司，1993。

黃得時〈台灣歌謠之形態〉《台灣文藝》，3:1，1952。

陳紹馨《台灣的人口變遷及社會變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楊兆禎《台灣客家系民歌》百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楊佈光《客家民謠之研究》，樂韻出版社，1983。

葉蕙雲《西洋宗教音樂流傳中國之沿革》，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81。

廖風德《清代之噶瑪蘭》，里仁書局，1982。

賴永祥於《台灣史研究－初集》，三民書局，1970。

駱維道〈平埔族阿立祖祭典及其詩歌之研究〉，《東海民族音樂學報》，東海大學，1973。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第一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第一、二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1995。

鄭榮興〈台灣客家族傳統音樂〉《台灣音樂閱寶—陳郁秀編》，玉山社出版公司，1997。

薛宗明《台灣音樂史綱》，高雄市市立國樂團，2001。

薛宗明《台灣音樂辭典》，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簡上仁《台灣民謠》，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83。

簡上仁編著《福爾摩沙之美－台灣的傳統音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

簡上仁台灣福佬系民歌的淵源及發展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Mzud Karpeles: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olk S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