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上仁的台灣音樂之旅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傳統音樂文化要能保存下來，並生生息的發展下去，必須從「維護」及「發揚」兩個方向同時來進行。本文對福佬系民歌在1987年後的發展過程之研究，亦將以「維護」與「發揚」兩個面向來探討。前者包括現場實地調查、採集、整理、分析的學術研究工作，到老藝人原音或傳統形式的錄製保存與出版等。這屬於「靜態」的保存方法，可留下比較古老的傳統風貌，供後代参考。後者則指民歌的學習、表演、應用、改編，甚至以國際化或現代化的方式重新編曲錄製有聲音樂產品及出版等。這屬於「動態」的保存方法，除了可把傳統發揚光大，增加喜好、關心民歌的人口，也可促使他們對「維護」的項目產生興趣。

觀諸過去有關台灣或福佬系民歌的歷史之研究和論述，大多只以史料的分類整理及系統化為主，對於在音樂發展中，與其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等諸多相互關聯的因素則著墨較少。然而，音樂文化的形成並被當時代的人們所認同，有其一定的發展軌跡。正如西方學者梅瑞姆（Alan P. Merriam）所提的樂音（sound）、行為（behavior）和觀念（concept）之三分模式（three levels）理念：音樂（歌聲）的呈現，來自行為的表現，而外在行為的表現則來自於內在觀念的形成；[1] 以及賴司（Timothy Rice）所提的歷史的建構（historical construction）、社會的維護（social maintenance）和個人的創作與體驗（individual creation and experience）之三個面向（three aspects）理論：音樂文化是由「歷史的建構」、「社會的維護」及「個人的創作和體驗」，這三個面向互動的結果，而且每個面向都包含著梅瑞姆所提的樂音、行為和觀念的三分模式在內。[2] 因此，研究音樂發展史，不能不考慮到影響產生這些樂音的「行為」及孕育這行為表現「觀念」，而這「觀念」的形成又深受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影響。 因此本文的內容，要以「維護」及「發揚」這兩個方面為基礎，一方面，呈現福佬系民歌在1987年後的事實和跡象；同時，也要探討這些民歌與政治情況、經濟活動、社會變遷與文化現象等的互動關係。

四、研究的目的

過去對台灣音樂史的研究，並無單以福佬系民歌的發展史或斷代史為研究對象者，本文希望補拙此研究範疇的不足。其次，許多台灣音樂史的研究，大多侷限於史料的整理與分析。然而，音樂的產生與其所賴以生長的社會與文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本文要探討的，不只是已成事實的史料，更涉及影響這些「福佬系民歌現象」的相關因素。第三，希望這份研究報告對「福佬系歌謠發展史」、「台灣歌謠發展史」，甚至「台灣音樂發展史」的建立有些許的幫助。最後，更期盼這項研究成果有助於福佬系民歌及台灣音樂文化的維護與發揚。

貳、背景與現象

1987年解嚴之後，政治漸趨民主與合理，經濟走向自由及提昇，社會也愈趨自由和開放，文化也更為多元與活躍，以下則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四個方面，來說明民主台灣時期的時代背景，及民歌（尤其是福佬系民歌）在此一時期所產生的現象：[3]

一、政治方面

1987年7月5日解除戒嚴，蔣經國於1988年1月去世，蔣家父子在台統治畫下句點，此後台灣朝向民主政治發展，對從事或關愛本土音樂文化的人們具有一定程度的鼓勵作用。理論上，人們應可逐漸祛除恐怖心理，但實際上，戒嚴時期至深且巨的恐懼陰影仍然持續在許多人的心中揮之不去，對本土文化的推動心存餘悸。然而，由於成立於1986年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強調本土自主文化的重要性，促使執政當局也開始關注長期以來受到壓抑的台灣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

在另一方面，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1991年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有「萬惡的共匪」之說。兩岸交流逐步增加，使得過去在中共領政中國後、不易引進台灣的「中國音樂」，逐漸輸入台灣。甚至，其間雖曾因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及1994年千島湖事件的衝擊，加上李登輝於1999年發表「兩國論」的震撼，[4] 兩岸音樂交流的趨勢並未受到太大影響。就台灣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的發展而言，中國音樂的輸入，算是增加另一競争的對手。

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升任總統，並就任國民黨主席。1990年李登輝就任第八屆總統，並於1996年當選中華民國直接民選的第一屆總統，一直到2000年，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敗給民進黨，李登輝乃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在李氏穩定掌權的任內，他積極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政策。這段期間，國、民兩黨皆以「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為政策方向，給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有了較好的成長機會及發展空間。

2000年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第十屆總統、副總统，寫下中華民國首次政黨輪替的歷史紀錄；陳水扁也於2002年公開表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是「一邊一國」；而且陳水扁、呂秀蓮甚至連任第十一屆總統、副總统。此由本土政黨執政的八年，理論上似可讓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大放異彩，但實際上陳水扁政府對文化發展的經驗較為不足，同時又疲於政治的改革與紛争，加上立法院由佔有絕大多數的在野黨所掌控，執政黨總是有志難伸。這段時期，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雖維持逐步的發展，但其成效並未超越李登輝時代太多。

2008年馬英九、蕭萬長當選第十二屆總統、副總統，國民黨重新贏得執政權，造成二次政黨輪替。可惜，馬總统執政三年多來，並不積極致力台灣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的推展，本土文化只得靠「自力更生」。

總而言之，1987年解嚴後，李登輝總統時期（1988至2000）是台灣本土文化最可發展的時機；陳水扁總統時期（2000至2008）則心有餘而力不足；至於馬英九總統，到目前乏善可陳。

二、經濟方面

「股票市場」是象徵一國經濟的橱窗。1987年1月5日的股價指數只有1,063點，7月5日 解嚴後指數不斷爬升，10月1日已衝到當年最高的4,673點。翌年，1988年則從1月5日的2,341點不斷上升，至9月24日 已達當年最高8,789點。觀諸1987年至2010年，年平均指數超過8,000點以上者，依序為：（1）1989年的8,616點（李登輝時代）；（2）2007年的8,509點（陳水扁時代）；（3）1997年8,410點（李登輝時代）。1987年至2010年間年中的「日最高點」，超出萬點者，依序為：（1）1990年2月10日的12,495點（李登輝時代）；（2）1989年9月25日的10,773點（李登輝時代）；（3）2000年2月17日的10,202點（陳水扁時代）；（4）1997年8月26日的10,116點（李登輝時代），詳見【附表一】。[5] 一般而言，經濟繁榮時期，人民消費在文化支出方面也會相對提高，有利於文化的發展。

解嚴後股票的大幅攀升，也帶來土地價格的上漲、環保意識的抬頭、治安情勢的惡化及勞工意識的興起等一系列不利於投資的因素。其後，政府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希望能以耗能少、污染低（實際上並非如此）、附加值高之技術密集型科技產業來取代傳統產業。而後台灣經濟日漸自由化及國際化，並於2001年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世貿後，台灣市場持續開放，大量外來產品衝擊台灣產業，尤以農產品和民生工業為甚。台灣經濟走向自由化及國際化之後，原本在國內就已處於弱勢的台灣本土文化產業，更要面臨外來文化產業的挑戰，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的產品在消費市場上的佔有率也就逐漸減少。另一方面，工商業興起及經濟國際化後，農耕地及農業人口逐年縮小，過去賴以產生、存活與發展的文化場域及使用人口不斷銳減，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的命脈當然也受到嚴峻的威脅及考驗。

近二十年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台灣不少企業外移中國和東南亞地區，造成產業空洞化的現象。雖然在李登輝時期以將台灣建設為亞太營運中心為目標，陳水扁時期也設法留住外移的企業，但仍然難以完全奏效。近年來，馬政府把台灣經濟的希望寄託在一個「中國籃子裡」的政策，委實令人為此「孤此一擲」的經濟措施揑一把冷汗。尤其，貧富差距加劇，富寡貧眾，這必將降低民間大眾消費文化產品的能力及參與藝文活動的意願，對本土藝術文化的衝擊尤其明顯。

總之，1987年解嚴後，台灣的經濟雖然也隨之逐漸興盛，國民所得逐年上升，人民用於文化方面的支出也普遍增加。但因受到經濟自由化、國際及對中國大陸的開放的影響，人們用於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的支出，並未見增長。更令人擔心的是，農業的萎縮、經濟的衰退及貧富不均的加劇，原本就已排列在「末級需求」的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其盛衰面臨了更嚴苛的考驗。

三、社會方面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初，積極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跡與影響，推動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的教育政策，在學校與社會的日常教育中大力灌輸反共思想與中華傳統文化。1987年解嚴之後，教育政策日益寬鬆，校園風氣也逐漸自由自主，教科書由過去之一綱一本變為一綱多本，各縣市可自立高中，入學管道多元化，九年一貫亦開始推行。這使得台灣人們在義務教育過程中，有機會培養自主的思考力與價值觀，革除過去的盲目跟從。在教學內容方面，除了加強鄉土文化教育之教學比例，也增設了福佬、客家及原住民等本土語言之教學課程。前者可使學生認識本土文化，拉近人與土地的距離；後者可培養孩子對母語文化的自信心，雖然目前每週只有一節課，而且許多學校的實施不夠紮實、用心，但讓孩子們多接觸母語才能使他們對母語文化產生興趣。尤其，母語教材中往往會安排一些民、童謠素材，讓孩子們有機會認識傳統歌謠，甚至產生興致。

1970年代後，隨著教育普及與中產階級興起，自主意識開始抬頭，隨著民主運動的蓬勃展開，街頭抗爭也成為台灣社會的常見現象，並且延續到解嚴之後。1988年的五二Ｏ農民運動、1989年的無殼蝸牛運動、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等，及原住民的「還我姓名」「還我土地」訴求，客家的「還我母語」運動等。這些運動與訴求，後來大多得到或大或小的合理回應。我們樂見政府為維護原住民及客家人的權益，發揚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於1996年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1年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隨著經濟的發展，台灣由農業社會轉為工商社會，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出現重大轉變。依靠農耕已無法維持生計，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導致各都會人口激增，形成了大台北地區、大高雄地區等都會圈，而且小家庭成為社會結構中的絕對主流。農村年輕人的出走，使得早期產生並活躍於鄉間的傳統曲藝失去接班傳人，傳誦在生活中的民歌也隨著老一輩的凋零而銷聲匿跡了。

隨著家庭計劃的推廣與醫療條件的改善，台灣人之平均壽命不斷增長，人口成長率却不斷下降。1951年，男性平均壽命為53歲，女性為57歲；到了2004年，男性平均壽命增加為73.6歲，女性增加為79.4歲。1981年，全年台灣新生人口數量為四十一萬四千人，每一婦女平均生育2.46個子女；到了2004年，全年新生人口數量下降到廿萬六千人，每一婦女平均生育子女僅1.18人。台灣成為旣高齡化又少子化的社會。「高齡化」使台灣鄉土傳統藝術與音樂文化有了增長苟延殘喘時間，而「少子化」却減少了傳統藝術文化的傳承機會。

近年來，大量中國和東南亞婦女，因婚姻或工作關係來到台灣，這些新移民女性，沒有本土藝術文化的根基，要她來喜愛台灣本土藝術與音樂恐怕不容易，期待她們教導下一代認識本土文化更難。

簡要的說，1987年解嚴後，不管學校或社會教育都給台灣本土藝術與音樂文化，有了更好的機會。隨著自主意識的抬頭，經過原住民及客家的努力，也的確有了更多發展自己族群文化的資源，但相對的，沒有發起強烈運動與訴求的福佬語系文化就缺乏公部門長期制度性的支援。農村社會的萎縮、工商社會的形成、小家庭結構興起、少子化現象及大量外籍新移民女性的移入等都是不利傳統藝術與音樂文化的成長的因素。

四、文化方面

1987年之後，隨著經濟的起飛，人們有了較強的文化消費力；隨著自主意識的抬頭，本土文化日漸興起；隨著自由化和國際化的開放，外國思想與文化不斷湧入台灣，台灣的文化趨向多元發展。也就是說，台灣的文化包涵著了原住民的南島文化、四百年前的福客漢族文化、六十年前的中國文化、日本文化和歐美文化等各種類型。其中，原住民的南島文化和四百年前的福客漢族文化，經過長時融合後，成為獨具台灣風格的「台灣鄉土文化」。在上述所提這些不同類型的文化，隨台灣發展過程中，有主流與非主流、强勢與弱勢之分。以當今而言，觀諸國家政策、教育方針、商業利益等取向及大眾傳播媒體導向，鄉土藝術與音樂文化並不被重視，屬於非主流、弱勢的一方。在此情況之下，作為未來社會動力的年輕一代，大多人對鄉土藝術與音樂文化因缺乏接觸而不會產生興趣。也因之鄉土文化產品銷售不易，鄉土文化事業隨之蕭條。苟延殘喘的鄉土文化產業，當然無力生產優質的鄉土文化產品來吸引年輕人。於是，鄉土藝術與音樂文化就在惡性循環之下一蹶不振。

政府為積極維護與發揚原住民及客家人的語言和文化，除了分別於1996年及2001年成立行政院原住民及客家委員會，並於2003年促成客家電視台的正式開播、2005年達成原住民電視台的播出。這對原住民和客家藝術文化的保護、發揚與提昇，一定有相當的助益。很可惜，在此時間，同樣面臨語言與文化危機的福佬系傳統藝術與音樂文化（雖然福佬系人口占台灣總人口的多數，但其語言及文化同樣處於弱勢），却沒有政府的專屬機構及大眾廣播電視媒體作為維護及發揚傳統藝術與音樂文化管道，讓它健康的成長。這或許就是福佬系民很難有所作為的原因之一吧！

觀諸這時期，政府單位的確作了一些傳統藝文的薪傳的獎勵措施，如教育部開辦於1985年的「民族藝術薪傳獎」，於1993年後來由中華民國資深青商總會接辦，名稱改為「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教育部於1989年及1998年，兩次遴聘「重要民族藝術藝師」，此項業務於2005年改由行政院文化建設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遴選「重要民族藝術保存者」。這些獎勵大多頒給值得尊重的傳統戲曲藝師，如：廖瓊枝、王金鳳、吳素霞、李天祿、林阿春等人。然而，畢竟這只是個人的肯定，對本土傳統藝術與音樂文化發展的大環境改善有限，對福佬系民歌的紮根和發展幫助不大。

【1987年後，台灣福佬系民歌的發展軌跡4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