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達的歌，在音樂和文學上的意義和價值 簡上仁
摘 要
陳達是台灣民族音樂史上，一位傑出的民歌瑰寶。年輕時，棄農好歌，被視為不務正業。二十九歲，因重病而行動不便，但他仍以堅強毅力和熱情，步履闌珊，行遍恆春各地，為村民歌唱。在當時，雖然嬴得喝釆和感動，但依然只是一般人眼中的「賣藝乞丐」。1967年，被音樂家許常惠和史惟亮發掘並公諸於世之後，才引起外界注目。1970年代，因台灣鄉土意識的興起，他才被藝文界所推崇，成為象徵台灣鄉土音樂的代表人物。
陳達的奮鬥史固然吸引人，但更能奠立陳達在台灣音樂史上地位的，是他獨特的唱腔、承繼傳統又具原創精神的恆春民歌，以及他以當地人事物為素材的即興詩篇。這些在民族音樂和民間文學上都有不凡的成就。這篇文章，以筆者與陳達相處時所採錄的資料為基礎，以民族音樂學上「雙重音樂能力（bimusicality）」的觀念，深入探討陳達的歌，及他的歌在音樂和文學上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字】
陳達、台灣民謠、恆春民歌，民族音樂學、台灣民間文學
前言
陳達是恆春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民歌手。1967年，被音樂家許常惠和史惟發掘並公諸於世之後，才引起外界注目。1970年代，因台灣鄉土意識的抬頭，他成為象徵台灣鄉土音樂的代表人物。可惜却在1981年，於過馬路時被汽車撞斃，享年76歲。
1966年，筆者進入大學唸書，開始興趣於台灣傳統民歌，當時是陳達演唱會的忠實聽眾，欣賞他的歌聲和歌裡的故事。1971年，開始收集整理他的音樂和歌詞。在進入他的民歌世界之後，也漸漸地想進一步去認識陳達這個人的人生、他與恆春民歌之間的關係，及他如何能把民歌唱得這麼動人的原因。自1978年，筆者第一次到恆春去拜訪這位遊唱詩人－陳達，迄今也已滿20個年頭了。過去，筆者雖曾為陳達寫些散文或雜記，也寫過紀念歌曲，但從未以學術研究的方法為他和他的歌，作深入的探討。四月十一日，又到了陳達的逝世紀念日，筆者寫這篇研究報告，一方面是聊表對他的懷思；更重要的是，希望再一次明確的肯定陳達的歌在音樂和文學上的成就與貢獻。
關於田野調查過程和研究結果的書寫方式，約在1970年代之前，大多數的音樂文化研究者都秉持著「不得置身其中，必須絕對『理性、客觀』」的觀念來撰述。然而，近代以來，許多民族音樂學者已更清楚地意識到音樂是一種蘊藏著「感性」質素的文化；而研究者以主觀價值判斷去論述似乎是無法避免的，所謂「絕對客觀」的研究與論述，是不太可能存在的。有些研究者，甚至有感於過去的書寫方法太過執著於科學性，大多偏向同質的、結構的和說明的制式化方式，缺乏人性與自省的一面。因此，漸漸地有些學者也採用以描述技法為主的民族誌（ethnography）書寫方式，來記錄音樂演奏的人、事、時、地和背景脈絡（如，McLeod and Herndon 1980, Stone 1982）；[1] 或記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互動關係（如，Shelemay 1991）；[2] 或記錄研究者如何認識一種音樂文化的田野調查過程（如，Kisliuk 1998）。[3] 這一類的詮釋手法，又稱為自省（reflexivity）的研究（Bruner 1986）。[4] 事實上，傳統式的書寫方式仍有其學術上的意義和價值，但描述式的方式却有真實和感性的一面。在此二種書寫方式之間，個人認為如果論述的內容是事或物時，仍以前者為佳；但研究的目的是以「人」為對象時，後者更能刻劃出音樂家個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及其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也較能描繪出音樂家的個人情感、創作思維、表演動機等人性的一面。因此，這一篇研究報告，筆者將傾向採用描寫式的書寫方法作為撰述的基礎。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筆者除了將應用胡德（Mantle Hood）和提頓（Jeff Todd Titon）所提出的「雙重音樂能力（bi-musicality）」的見解，[5] 也將藉用梅里姆（Alan P. Merriam）對音樂文化所提的「觀念（concepts）、行為（behavior）與聲音（sound）」三分模式，[6] 及賴斯（Timothy Rice）所提的「歷史的建構（historical construction）、社會的維護（social maintenance）及個人的創造和體驗（individual creation and experience）」三個面向模式作為研究和思考的理論根基。[7] 至於研究材料方面，筆者將以1978至81年間，筆者和他相處所得的紀錄和經驗作為基本素材，再加上一些文獻的参考。總之，這篇報告將應用以上所提的撰述方式、研究方法及基本素材，來談論陳達的成長與學習恆春民歌的過程；他在生命過程中的際遇，對他的創作和演唱的影響；他在恆春地區及台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處地位；及他所唱的歌在音樂和文學上的意義與價值。
一、第一次的認識
1978年夏天，筆者第一次到恆春鎮去拜訪陳達，車子穿入狹小的沙尾路不久，便抵達他勉強可以棲身的小破屋。一下車，就聽到由屋裡飄送出一縷帶著幾分淒涼的琴聲。那時，陳達正撫弄著他心愛的月琴，哼著「思想起」的曲調。一隻棕黃色的小花狗，兩眼惺忪地趴在門前的空地。在早上和暖的陽光下，筆者看到的是一幅「孤單老人、月琴和小狗」的畫面。筆者不想打斷他正沈醉在自己音樂裡的情緒，站在門外約二公尺的地方，欣賞他的歌聲。而他，早己知道有陌生人在旁邊，但他毫不在意，仍然一段接一段，唱著他想唱的歌。等他好像就要停下來休息，筆者走近他身旁，禮貌的向他打招呼：「阿達伯仔，來拜訪您。」陳達只是微微點個頭，仍然繼續撥著月琴唱著他的「思想起」。這就是陳達，唱歌時帶著自信、傲氣和完全投入的神情，不理人，但却吸引人。
終於，他請筆者進入屋內坐下。一進門，正面牆上掛著的是神像和祖先牌位，牌位下方是一張四方形的桌子，桌上七零八亂堆置著茶具、日用品及一台老舊的手提式收錄音機。兩邊牆上則掛滿紀念照、獎牌及歌唱比賽的優勝錦標，新舊雜陳、琳瑯滿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與蔣經國先生合照的彩色相片。[8] 陳達強調：
「這是1973年，我去台北時，在台北市長張豊緒作東的宴會上所拍攝的。當時，我還特別為蔣經國唱了幾段祝他政躬康泰的詩歌。」
陳達一直以此歷史性鏡頭為榮，並視此照片為珍寶。牆壁上這些紀念物及它們背後所蘊含的得意事蹟，就是他晚年的精神食糧了。
二、陳達的學習及我跟他的學習
「您什麼時候開始學習彈月琴、唱民歌？是怎麼學習的，過程如何？」。陳達說：[9]
「我們家，兄弟姊妹共有八人，我上有四個阿兄三個阿姊，我最小。大哥陳户、四哥陳非龍都是我們村子裡的歌唱高手。我大兄大我二十幾歲，小時候我就崇拜他，一切聽他的，也模仿他。阮大兄能自彈月琴唱民歌，尤其擅長『牛尾絆』。平時，我觀察他的彈唱方法，當他到田裡工作或睡午覺的時候，我就取下他掛在牆上的月琴，躲到無人之處，偷偷習唱練琴。有時，我也在村上或鄰村去觀摩長輩所唱的各種恆春民歌曲調。另外，我在十二歲左右，曾投靠嫁到台東卑南的二姊，在那兒工作，一直到十七歲才回恆春。當時，也有許多恆春同鄉前往台東謀生。大家在工作之餘，喜歡唱恆春民歌來抒解思鄉之愁，如「恆春調」「思想起」等。那段時間，我也學習一些故鄉恆春的民歌曲調和唱法。就這樣，一點一滴的累積了我彈唱恆春民歌的基礎。」
陳達沒上過學，也不識字。他就靠著努力和天份，以耳濡目染，口傳的方式，學會這些恆春民歌。
「小時候，父母親教你唱歌嗎？」，陳達說：
「父親很少，母親有空時會教我們小孩子唱歌。我母親歌聲不錯，她說她有我外祖母的遺傳。我外祖母是『伽儡仔』，[10] 教母親唱很多原住民的曲調。有些曲調後來還被填上福佬話的歌詞，像「恆春調」、「草螟弄雞公」都是。」[11]
事實上，在陳達咏唱他長篇的敘述詩歌時，偶爾也會用上這二個曲調。筆者請教他，為什麼能把恆春民歌唱得這麼吸引人。他一直強調要多聽、多練習、多思考。也就是要多聽別人怎麼唱，吸收人家的優點；要不斷的自我練習彈唱，熟能生巧，巧後才能生變：也要多思考，要想想怎麼彈唱才與眾不同，別具特色，吸引人。
「您現場演唱時，總是比別的歌手感動聽眾，為什麼？」陳達認真的說：「歌聲好的歌手很多，但要用拼生命的精神唱歌才能感動人。」[12]
1978年8月，筆者捉住機會，與陳達學習了五天彈月琴和唱恆春民歌。事前，筆者自己先作了一些功課，如：多聽他的錄音帶習唱，了解月琴的特性和基本彈奏方法等。他教唱方法很呆板，但很紮實，沒有理論，也不講為什麼要這麼唱的原因。他唱一句，要筆者跟著他唱一句，就這樣學會「思想起」「恆春調」「四季春」「牛尾絆」等幾首他的唱腔形式的恆春民歌。但在幾個旋律起落較大、或特殊習慣音型的地方，如「四季春」的 下降完全五度（perfect 5th down）、「牛尾絆」的 躍進高八度（major 8th up），及「思想起」的 等習慣音型。陳達就會不厭其煩，教到筆者學會基本要領。陳達很驚訝，為什麼筆者學唱歌和學彈月琴的速度比別人快。我沒告訴他，筆者事前己認真作了自我學習和預備，而且我有彈吉他的底子。第五天，陳達告訴筆者：[13]
「你出師啊啦，你不用再學了。當然，要把恆春民歌唱得吸引人，還要花上一些時間。有些技巧和個人的風格，我也沒辦法教你。那須要你自己不斷地揣摩和練習，一段時間後就會漸漸進入狀況。不過，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你不能老唱別人編寫的歌詞，好的民歌手必需要唱自已所編寫的歌詞才行啊！」
五天的學習，很短。但筆者體會到作為一位民歌手應有的敬業態度。對筆者從事演唱及歌曲創作也有相當大的幫助。尤其，在其後筆者繼續觀察他的過程中，更能了解為什麼他唱歌時為什麼會如此地自信、專注？為什麼他有其他歌手所沒有的魅力？為什麼陳達的歌有值得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三、陳達的走唱生涯
1978年，是筆者和陳達見面較為頻繁的一年，筆者深入探討他的生平、軼聞及歌唱生涯的心路歷程，也錄下不少他唱的歌。
陳達不唱歌時雖也打些零工，但在陳氏家族裡認為他是一位好吃懶做，沒出息的男人，整天只想唱歌，不願下田工作。[14] 陳達的想法則是：「家族裡男人很多，田地有人耕作就好，玩音樂，唱歌應該也可以賺到錢吧！」。筆者也好奇的問：「在舊農社會時，不下田工作如何維生？」陳達又說：[15]
「我在正式走上歌唱生涯之前，為了維生，也曾學過「噴古吹（嗩吶）」，参與古吹陣到處去為人出殯送葬或婚禮場合凑熱鬧，以賺小錢餬口。後來，我利用年俗節慶活動在眾人之前演唱，獲得不小掌聲和鼓勵，讓我產生以歌唱為業的信心。漸漸地，到處為人唱歌就成為我收入的主要來源了。」
舊農業社時代的恆春地區，沒有太多娛樂，唱歌成為年俗節慶、迎神賽會或婚嫁祝壽中最佳的娛樂活動。因此，能彈能唱的歌手往往被視為村子裡的風雲人物。二十歲（1925年）那年，陳達第一次在此場合嶄露頭角，[16] 此後逐漸建立起他傑出歌手的聲望。
在走唱生涯中陳達常利用年節或大戶人家的長輩祝壽，去獻唱賺取小費；也經常接受邀請演唱；甚至主動在樹底下為田裡耕作的人或到廟宇廣埕為民眾唱歌。出生滿州鄉的鍾明昆（1935生）回憶說：他幼年時，陳達經常揹著月琴從恆春走路到滿州來唱歌賺錢（約要二個多小時）。鍾氏母親喜歡也很會唱恆春民歌。因此每到逢年過節就請陳達到家裡唱歌，並邀請附近鄰居一起來欣賞。每次，他母親都會給陳達一個大紅包，以表謝意。[17]
在二十九歲那年（1934），陳達不幸因腦中風而導致右眼幾乎盲目，左眼弱視，嘴巴歪斜，手脚也不巧。生理上的缺陷造成他心理上的自卑與畏縮。所幸，身心的重創並沒打倒陳達喜愛唱歌的熱勁。行動雖然較為不便，但再遠的路，摆著脚，他仍然不放棄每一個為人演唱的機會。[18] 從此，展開他一生半職業的歌唱生涯。一直相當崇拜陳達的朱丁順（1928生）追憶起他十幾歲時，對陳達的印象是：[19]
「那時他行動不是十分方便，但他還是揹著月琴慢慢地走到我們村落來。陳達有時坐在樹底下，有時在曬穀埕，就和老人們對唱起來。許多人被陳達歌聲感動又看他體弱貧困，就自動解囊或提供蕃薯等雜糧來支助他。」
陳達因腦中風而傷及眼睛及手脚，對他而言是極大的不幸。但因此，使他在二次大戰爆發時，免於被日本政府（日本於1895-1945統治台灣）徵召上戰場，躲過不幸戰亡沙場的可能；[20] 但也因此，成為他只喜愛歌唱而不喜歡下田工作的另一個合理的理由。另外，由於行動的不便，使他的活動範圍侷限在恆春地區，偶爾也只延伸到台東一帶，這讓他的音樂不受到西方音樂和城市文化的影響，保存著較傳統的恆春民歌特質。因此，若從較不人性的角度而言，陳達的不幸，却是維護和發揚台灣本土音樂文化的大幸。
四、陳達的即興創作
1978年12月，應中視蓬萊仙島製作單位的邀請，筆者帶著陳達從台灣最南端的恆春搭車北上，赴最北部的台北参加「立委選舉開票之夜」電視特別節目演出。為了讓陳達感受一下當時台灣的新建設成果，筆者安排搭乘剛啟用的高速公路「國光號」快車北上。在車上，筆者體會到陳達於任何時間、地點，任何人、事、物都可取其為民歌素材的本領。當他聽完了筆者對高速公路和國光號巴士所作的介紹之後，想了想，就押著韻告訴筆者：「咱來吟詩唱民謠，按呢車頂較 無聊。」。然後，就蠶吐絲一般，陳達的即興詩篇，不斷地吟唱而出。
然而，由於花在車上的時間約有四個多小時，我倆對答內容十分繁雜，以下僅節錄其中的一部份以作為参考：
陳達看了看窗外的景色及美侖美奐的高速公路，於是就開始又唸又唱了起來。一方面贊揚政府的德政，經濟進步神速，蓋了一條暢通南北的高速公路；同時也描述國光號車內的景況：[21]
1. 國家進步真驚人，高速公路美咚咚；
一車欲坐五十人，坐著心情真輕鬆。
2. 高速公路真正好，南北方便好 迌；
經濟進步差不多，天頂仙境無較好。
二個半小時過後，當巴士快到中途休息站時，車上服務小姐宣佈休息十分鐘。陳達馬上又順著服務小姐的話，唱著有趣的歌來：
快車行著攏 抖，脚手 冷也 燒；
男女談情直直笑，休睏十分欲放尿。
十分過後，我買了橘子及蔴糬當我們的點心。當時，筆者捉住了練習即興咏唱的機會，把利用休息時準備好的歌詞，用「恆春調」唱給陳達聽，請他指導：
我買柑子佮蔴糬，柑仔吃了嘴甜甜；
蔴糬吃著黏嘴齒，希望（您）二項攏愜意。
陳達驚訝筆者也能即興唱上一段，用高興的語氣對筆者說：「我就說你已經出師啊啦！」。其實，筆者是花了將近十分鐘才幸運的擠出這四句歌詞來。我想，陳達一定是用幾萬次的十分鐘的練習和累積，才有今天的功力。筆者問他：「您即興填詞的能力是天生的嗎？」陳達客氣地說著：「我那是什麼天才，我年輕時花了多少苦工練習，把喉嚨都唱啞了還不罷休。尤其，我常找長輩對唱，吸收他們的精華，久而久之，把本來是他們的就慢慢地變成我的了。」「您如何可以馬上見景生情，就地取材呢？」陳達笑著：「講破無值三個錢，[22] 你只要多觀察周遭的人、事、物，把他們的特徵，變成你的題材，難後掌握押韻就可以了。」。陳達講起來似乎不困難，但這應該是知易行難吧！
一路上，陳達有時閉眼休息，有時吟唱歌曲。車子快到台北時，已是華燈初上時刻。他望了望窗外天上的月亮，見景而生情。用「四季春」的曲調，帶著幾分悵惘唱到：
1.月娘光光隨車行，運命好壞天註定；
天生我是歹命子，人生路途足歹行。
2.咱對人好無人褒，好魚奉吃嫌臭腥；
為人設想無好報，人去財空逐項無。
「阿達伯仔，您心情無好？」陳達感嘆一聲：「怨嘆啦！」。幾次的訪談之後，
筆者了解：陳達從小生長在窮困家庭，年少時期又遊走於恆春和台東之間，過著顛沛流離，寄人籬下的流浪式生活，心裡缺乏安全感。二十歲以後（1925年），以近似「賣唱乞食」般的走唱生活，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23] 因此，陳達常自嘆自艾一生命苦。二十九歲（1934）中風的打擊，更使他認為老天對他不公平。他也一直提不起勇氣與人論及婚姻大事。其後，靠著土地買賣，陳達賺了一點錢。約在1949年，陳達愛上了鄰村一位盧姓的寡婦，陳達對她體貼入微，並且愛屋及烏，視她與前夫所生的孩子如同己出，扶養他們長大成人。[24] 可嘆的是，所有這些苦心都變成了一廂情願的犧牲。後來，伊人別戀，再嫁他人。陳達說：「這場十年餘，情義兼至的戀情竟換來我更為苦澀的人生。」。[25] 從此，陳達意志消沈，信心完全崩潰。真心換絕情的悲痛，使他產生不平衡的心理，陳達變得孤僻、不安，陷入他一生中最悽愴的灰色時期。[26] 陳達這些苦痛人生的際遇一直盪漾在他腦海中，也一點一滴反映在他的歌詞的字裡行間，及淒美的歌聲之中。
那一次的立法委員選舉，後來因台、美斷交而停止，現場特別節目也撤銷。回恆春的車上，陳達百思不解，再三問筆者；「為什麼美國和我們斷交，就什麼都不用做了。我難得來台北一次，一首歌也沒唱到，就這樣回去了！」我很難回答他這個問題。但直覺到，陳達的世界裡是單純的，似乎永遠只有月琴、恆春民歌和恆春人的故事。
有一段時間，陳達傷心到極點，精神一直萎靡不振，不再彈琴唱歌。但就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陳達反而醒了過來，他說：「反正己走到最壞的盡點，沒有退路。況且，怨嘆何用呢！可能是我前生造孽太深，此生必須償還吧！」。陳達不再沮喪失志，不再怨天尤人，他平心靜氣承受前世因果的懲罰。他到處行善，深信積善必有好報，衹要今世所積之善，能超越前世所犯之惡，一切必將否極泰來。於是，他重拾月琴，夜以繼日的歌唱，雖然行動稍有不便，但不管是喜事或喪事，他必到場幫忙，唱歌為人祝福或撫慰人心。住在陳達小破屋對面的方瑞隆（1967生）回憶說：[27]
「我小時候，大約六歲左右，看到陳達幾乎每天午後就搬著一張舊藤椅，坐在陰涼之處唱歌，不管有沒有人聽，他都唱到太陽下山才結束。他是一位孤獨的老人。但陳達對我們這些小朋友不錯，他經常從小雜貨店買一些牛乳糖，裝在鐵罐裡。只要我們乖乖地聽他唱歌，唱完之後就有牛乳糖可吃。當時，恆春人普遍都貧窮，小孩子幾乎沒有零食可吃。因此，我們這些小朋友，常常時間未到，就先到陳達家門前等著。」
筆者曾問陳達：「那時，你的經濟來源怎麼辦呢？」。他說：「約在1960年代之後，我被列為一級貧民，生活靠的是政府的救濟及愛好民歌的善心人士之贊助。」。[28]
五、陳達走出恆春唱到台灣各地
1970年，奇蹟出現在陳達身上，也許是他勤以唱歌、彈月琴及到處走動為人獻唱，產生物理治療功能所致，除了視聽問題外，陳達手脚礙幾乎已康復如初。但陳達認為：「那是我所積之善，已超越前生所造之孽。」[29]
1967年被發掘，並受到音樂及文化界的肯定之後，陳達成為台灣的新聞人物。1970年代，台灣因受到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1978年台、美斷交的衝擊，及國際外交空間的急遽縮小，而造成台灣人民的恐慌。但台灣人民也在此艱難環境的挑戰與不斷地自省之中，興起台灣意識的熱潮。文化界普遍追尋鄉土藝術文化的根，陳達成為當時台灣鄉土音樂的代表性人物。自1976年起，陳達的演出空間逐漸擴大；在恆春地區的活動少了，反而是足跡遍佈台灣各地。他南來北往，從台北的國父紀念舘、全國大專院校到鄉間的廟埕；從「民間藝人音樂會」、「國際藝術節」到「餐廳作秀」，陳達以樸實而獨特歌聲，唱出動人的詩篇，吸引了各地的鄉土音樂愛好者，也喚起許多人關懷台灣本土音樂文化和土地的情感。
1979年4月，他應邀到台北錄唱「陳達和恆春調說唱」的唱片。[30] 趁著到台北的機會，同月16日他帶著他和蔣經國的合照相片，想進總統府求見當時的總統蔣經國。結果，他不但被憲兵欄下，並被視為經神病患送到精神病院療治。在醫院中，他嚷著要見「老許」和「少年簡的」，[31] 但又說不出許常惠和筆者的名字來，而醫院人員也沒特別在意他在說什麼。等筆者見報去醫院看他時，他依然拿著和蔣經國的合照，堅持的說：「我那有什麼精神病，以前蔣經國確確實實曾當面跟我提過，還跟我照過相，是他叫我生活有困難就來找他。我有不對嗎？」就事論事，陳達確實沒有不對，是天真一點。在病房裡，他強調他是被壞人陷害，惡意毁謗他，導致他的聲名受損。他感嘆人生何以如此悲哀，為什麼壞人要陷害他，醫生也把他當瘋子看待。他堅持他是正常人，絕對沒什麼心理變態。於是，對著主治醫師他唱到：[32]
我被奸人害得名聲歹，我的命運那會這悲哀；
受著按呢的對待，事實上，並無什麼心理變態。
在醫院裡，陳達嘮搔不斷，他告訴筆者：「人若衰，種蒲仔生菜絲瓜。我從日本時代衰到中國時代。」他用台灣民諺比喩自己的命運壞到極點，種菰仔卻長出菜瓜來。而且報怨著，從台灣被日本管治到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他從來都是惡運連連。陳達喜歡把筆者當成他的忠實聽眾，再次談起他的不幸：[33]
「日本時代，有一次有一個庒頭村民，因欣賞我的歌聲和歌中的感人故事，大家集資邀我去唱歌給他們聽。沒想到我正賣力演唱，而村民也聽得入神之際。日本警察却不分青黃皂白，就把我捉去關起來，理由是未經申請許可而從事職業性演唱。沒想到唱歌給人聽也會犯罪。現在我被當成經神病患者送到精神病院，不讓我走出醫院，這也等於把我關了起來一樣。你看，我的樣子不是好好的，那有什麼病。」
說著，陳達又以歌聲來說明他的為人，他強調他若真如別人所說，他是為非做歹之人，怎麼還有面子敢在社會與人相處。他就因始終待人不錯，所以我們這些舊識才會又到醫院看他。說著，陳達又唱了起來：
奸人相害到處講歹話，我若按呢就不敢出社會；
咱做人就要有頭佮有尾，按呢才會乎恁到這來相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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